天理：做事的人与嘴巴说的人！

(首发稿)

文章摘要: 张鹤慈真是傻得天真可爱，以为老虎不吃肉了，谁也知道对手是一只张牙舞爪的老虎，放弃与老虎搏斗无异于喂肉虎口。正是袁红冰和高智晟的一声怒吼，才使其中国大地为之一震！当然，俺天理承认张鹤慈所说，“2006年的却是"做的人"败得最惨的一年”，但是什么原因令民主维权运动以及高智晟和郭飞雄“败得最惨”？张鹤慈与刘晓波敢说出原因吗？

作者 : 天理,

發表時間：2/26/2007

今天，从倒高倒郭的《自由中国论坛》看到了一巨著，是刘晓波的代言人张鹤慈的大作《做的人和说的人》，俺天理细读之下不禁差点气绝，整篇文章全是含沙射影疯狂抵毁维权运动的敢于与暴政说不的同道，为软骨头们树碑立传，将敢于对当局说不的维权人士比作是“硬体动物”，极力丑化站起来说话的高智晟、郭飞雄、陈光诚和严正学他们。实在是令俺天理愤怒！不吐不快。
张鹤慈在文章中将维权的袁红冰和高智晟为代表（其中也包括郭飞雄和严正学）的人称之为是“‘做’的人，也就是‘从政’的人。从政的人，一般是强调舆论统一，推崇权威，信仰坚定；一般不允许批评，甚至不允许怀疑。但是以政治目的为准绳──敌我分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道德让位于革命等。” 将刘晓波为代表的软骨头们称作是““说”的人，只是议政的人，对权力的掌握、对实际的操作不感兴趣。他们追求的不是个人在政治运行中的角色，而主要是想通过立言、立德影响社会，强调的就是探索，必须有怀疑的精神，有否定权威的勇气。同时，从政的人，也不会放过对政治的议论，就是对舆论的掌控。”

哈哈，张鹤慈不愧是刘晓波的最佳代言人！同时也是刘晓波肚子里头的虫子，刘晓波想的做的就由张鹤慈出口出手！高！袁红冰在海外搞了一个文化运动，轰轰烈烈，高智晟在国内来场绝食抗暴风起云涌，这就是“动”的人！按张鹤慈所说，“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 他们“强调舆论统一，推崇权威，信仰坚定；一般不允许批评，甚至不允许怀疑”真正是这样吗？张鹤慈难道忘记了天天在自由中国按刘晓波的旨意率领一批伪类在“批评”在“怀疑”吗？ 张鹤慈真的是将他们当朋友吗？

张鹤慈难道忘记和美国使节吃了一顿午饭就被“方”伪们吹为民运领袖的刘晓波对权力不感兴趣？在美国授命摧毁民主维权运动难道不是实际的操作？立的是“维权要远离暴力”的言，德就是向袁红冰和高智晟泼污水的德，怀疑就是怕袁红冰和高智晟抢了他民主运动领袖的光环，舆论的掌控就是将布什要接见中国异见人士变成接见伪基督人士！张鹤慈自己得出来看一看袁红冰和高智晟跟你的刘主子的其区别在什么地方？

真的不明白！在美国组织残害民主维权运动“拒郭”事件的人是袁红冰和高智晟？咒骂袁红冰“文化运动”的是高智晟？高智晟给当局用莫须有罪名扣押时，是袁红冰高声叫当局走司法程序审判高智晟的？当国内外声援高智晟群情高涨的时候，是袁红冰抛出《希望国内维权远离境外的暴力或政变等煽动》一文章的？当陈光诚的律师李劲松须要支持的时候，是谁在背后捅他一刀？是高智晟与袁红冰？

张鹤慈呀张鹤慈！你让人们看清你们的嘴脸了！维权或者说是革命，他们有他们自己应该走的路，更加不用你张鹤慈和刘晓波出来指指点点！因为，谁也不卖你们这伪类的账！采取暴力与非暴力的维权手段是有先决条件的，不问情由一概而论是不切实际的，有误导国内维权方向之嫌，更加是有向当局下跪求饶之嫌。多年来，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就是被刘晓波、张鹤慈这类的软骨头知识分子搞坏的。采取暴力还是非暴力维权，条件取决于人们当时维权的时候维权人士所面对的性质以及对维权者受到残暴伤害的程度所决定的。就好比喻浙江画水事件的维权，若是没有村民以暴力抗争，就不会有解决问题的一天。这次四川大竹事件，不闹，能解决问题吗？

张鹤慈在他的文章《做的人和说的人》总结说：“2006年，中国民主运动的特点，就是比谁的调子高，后来一直高到了已经需要分配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地步。如果有对这个高调提出质疑的，就全部打成特务。张鹤慈还说：“2006年是"做的人"压倒了"说的人"的一年，但却是"做的人"败得最惨的一年。从执政党和民间力量双方来说，2006年是前者不战而胜而后者战而大败的一年。这一年民间也有取得胜利的战役，那就是冰点事件和禁书（07年初）事件，但这两个战役与那些做的硬体动物几乎没有关系，倒是与那些说的软体动物有大大的关系。”

张鹤慈真是傻得天真可爱，以为老虎不吃肉了，谁也知道对手是一只张牙舞爪的老虎，放弃与老虎搏斗无异于喂肉虎口。正是袁红冰和高智晟的一声怒吼，才使其中国大地为之一震！当然，俺天理承认张鹤慈所说，“2006年的却是"做的人"败得最惨的一年”，但是什么原因令民主维权运动以及高智晟和郭飞雄“败得最惨”？张鹤慈与刘晓波敢说出原因吗？

原因就是由当局一手策划，由刘晓波领导的独立中文笔会直接行动造成在美国的拒郭事件所带来的效应。试问一下，若是郭飞雄见了布什，当局会逮捕他么？若是郭飞雄见了布什，民主的维权事业会如此惨败么？一切和一切就是刘晓波与当局一手策动的，这不容抵赖！要知道，中国政府历来是怕洋人的，历史将会给人们一个公证！

当然，刘晓波也关心民主发展前途，但这可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但由于刘晓波一手策划的拒郭，才让现在的专制政府对民主维权运动的人士疯狂镇压大开绿灯，逮捕的逮捕、监禁的监禁、殴打的殴打。高智晟律师和郭飞雄被打被绑架被逮捕被判刑，严正学正面临重判，许志永与李和平律师被拘禁，杨在新律师被暴打，何俊仁大律师被暴袭，著名中国人权律师张鉴康及邓永亮先生遭到警察监控。这样的一个“败得最惨”的一年，刘晓波先生和他所领导下的笔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加冼脱不了残害民主运动的罪名！

张鹤慈呀张鹤慈，你想替刘晓波这民运领袖脸上贴金，你最好少来！俺天理也不管你是“做的”还是“说的”，你其实也就是一条犬，你爷爷为共产党打下的江山你没有得享受，这也难怪你，但你可不能向要站起来想做人的中国人开刀呀！若是你说的正确说法和行为有道理的，请回到中国大陆来，指点一下俺天理怎样怎样的跟共产党斗，那么，俺天理就服你了，但在国外想指手划脚？你丑陋不？至少，你也得向袁红冰学习一下，也让共产党的中国震一震呀！哈哈！

2007-02-25

附：张鹤慈原文：《做的人和说的人》

做的人和说的人

张鹤慈

所谓“做”的人和“说”的人，这里是指“从政”的人和“议政”的人。这个划分不是很清楚，因为，同一个人，可能有时候是从政的人，另一个时候却是议政的人。而且，严格地说，议政也是一种从政的方式，只是议政的人，对权力的掌握、对实际的操作不感兴趣。他们追求的不是个人在政治运行中的角色，而主要是想通过立言、立德影响社会。同时，从政的人，也不会放过对政治的议论，就是对舆论的掌控。两种人对议政的不同，其区别在于：议政的人，重在真理；从政的人，更加关注于功利。

从政的人，一般是强调舆论统一，推崇权威，信仰坚定；一般不允许批评，甚至不允许怀疑。但议政的人，强调的就是探索，必须有怀疑的精神，有否定权威的勇气。

一、

我多少有一点自知，我不是搞政治的料，所以我认为我不属于“做”的人。至于所谓的议政，我也没有什么理论、学说。我不过是有话就说，都是一些简单的常识。不管说的内容深浅、对错，我可以叫我自己为“说”的人。

为什么要把“做”的人和“说”的人对立起来呢？“说”的人对“做”的人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呢？

如果我是“做”的，我一定非常高兴有人在旁边说三道四：有人白进义务，替我出谋划策，为什么我不欢迎呢？

不说是出谋划策，就是说三道四，又如何？如果说得对，拿过来就是了。如果有好的建议，为什么不采纳？你指出我开车错了方向，如果真的是走错了，为什么我不掉过头呢？如果这些话毫无可取之处，不听就是了。

你一定要记住两点：

１、说的人不能强迫你做什么：不论是批评、建议，甚至是你认为的攻击，你都可以置之不理。那你有什么可害怕的？２、所有的决定是你自己做的。别人的话，不过是为你的思考、判断提供参考。一切是要经过你自己的消化才能够影响你的行动。

既然你是自己行动的主人，对周围的闲言碎语，你为什么就那么沉不住气呢？为什么这些所谓的开拓者、先驱者，就那么反感别人的批评和议论呢？

如果说，别人的言论影响了你的判断和行动，这不能埋怨说话的，只能怪你自己的自信和定力的不足。下棋听了支招的，结果输了棋，只能怪你自己，谁让你听信人家的。谁也不能拿着你的手替你走棋。
二、
为什么今天做的和说的会出现如此对立的局面？

我觉得，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在今天的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活动空间还很小。所谓从政的人，就是“做”的人，而现在所能够“做”的，主要的也就是“说”。

“做”的人虽然也在“说”，但是以政治目的为准绳──敌我分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道德让位于革命等。这些对“说”的人，基本是不能接受的。

搞政治当然要重视舆论。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试图掌握、控制舆论。民主社会的要素之一就是舆论自由。政党是利益高于是非的。独立、自由的舆论是真理高于利益的。“做”的人是要控制、利用舆论；“说”的人是要捍卫舆论独立、自由。

即使将来中国民主运动成功，“说”的人仍然要“说”。这里的“说”，不是歌功颂德，而仍然是批评、监督。社会需要这股力量保持清新。

第二个原因是：今天的中国，“说”的不同重点不在将来，而在现在。如果说将来的道路之争，可能不会这么剑拔弩张。不管对暴力争得怎么面红耳赤，但就是那些极端主张暴力的人，也没有做一点为做暴力的准备。所以，现在的争论，焦点不是未来的道路之争，而是今天的谁是谁非之争。一旦谈到现在的评价，就一定是刺刀见红。

个人的声誉当然已经是天大的事，更何况这关系到如果形象不够光辉，就不能招兵买马、发展壮大。所以，关于今天的人和事，是寸土必争、一步不让的。

一是历史之争。每个人的中国民主的斗争史，都是从自己开始的。每个人都视自己是中国民主之父。有从文革开始的，有从民主墙开始的，有从“6．4”开始的。这些个人因素的争吵，虽然不利于民运的团结和整合，但并不是目前最大的麻烦。

今天最不正常的是，从政和议政的错位。本来，因为议政的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说话可以超脱一些，可以更少地考虑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可以更理想化，可以更高调；也就是说，可以说话更不负责任。因为，即使他们说错了，当权者可以一笑置之，不加以采纳，也就没有什么危害。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更需要一些超前的声音，就是说，今天的现实仍然不可能采用，但是对明天的发展，可能会有重大的提示。

而从政的人，说话就不得不非常谨慎。这里不只是在朝的执政党，也同样约束在野的反对党。这里的道理不言自明，就不多说了。

今天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从政的是胡说八道，互相比着不负责任的唱高调；而议政的人，反而是小心翼翼的试图寻找中国民主化的出路。

中国的政治反对派，或是民运人士，目前没有力量造成一个象模象样的反对党，所以他们目前说话可以没有把门的，也不会引起中国的政局什么太大的变化。这是他们不负责任地说话的可以原谅的一个理由。

但是，中国的民运人士，如果真的是想向一个合格的反对党发展，目前的这种高调门的说话方式就不能被原谅。

2006年，中国民主运动的特点，就是比谁的调子高，后来一直高到了已经需要分配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地步。此时，理性等同于软弱；可行性等同于投降；所有跟不上这个高调的，都是伪自由主义者、软题动物；如果有对这个高调提出质疑的，就全部打成特务。后来这个调子一直高到了需要分配未来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地步。

2006年是"做的人"压倒了"说的人"的一年，但却是"做的人"败得最惨的一年。从执政党和民间力量双方来说，2006年是前者不战而胜而后者战而大败的一年。这一年民间也有取得胜利的战役，那就是冰点事件和禁书（07年初）事件，但这两个战役与那些做的硬体动物几乎没有关系，倒是与那些说的软体动物有大大的关系。

用词几乎一切都必须用是“最”。对目前中国现实的评价是最黑暗、 最残暴；也的确提供了最黑暗、最残暴的事实：苏家屯的6,000人的活摘。后来是全国的几万人被活摘。

根据F的天意，和根据《周易》的推算，调子高到了需要替胡锦涛安排后路的地步。中共退党人数已经是上千万，已经找好了替代胡锦涛的民选总统。

中国又出现了最伟大、中国历史上最有价值的重量级人物、最有良心的、最有理由荣膺诺贝尔和平奖的人。而之所以最伟大、最有价值、最有良心，就是为苏家屯的活摘和上千万的退党站台。
2007年初，中国是一个暖冬，但政治上却寒气逼人。 高调子仍然在唱！

（2007-02-24墨尔本）